Kate 雍正时期，清对铜钱制度改革，将铜钱背面铸字改为满文宝字加本省钱局简字，据载：“见在京城二局，系宝泉宝源字样钱，乃国家之宝，云南应铸宝云，以后，他省铸钱俱将宝字为首，次铸各本省一字。”
江西省钱局简字为“昌”，称江西省钱局为宝昌局，其铸所在南昌府，因前铸钱局久未铸钱，已经废弃，所以新建一铸局，在《江西通志》中曾记载：“铸钱局在东湖南二局，久废。新铸钱局在司署后偰家楼。”自此，江西省宝昌局正式成立。
雍正七年，宝昌局正式开局铸钱，据有关史料记载：“七年，令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山西各开鼔铸局，钱幕满文，江西南昌府局铸宝昌字。”雍正七年，宝昌局正式成立。而在此之前，清也曾下令铸钱，但江西省钱局久未铸钱，需要准备铸钱的原料，在署理江西巡抚印务的奏折中记载：“从前曾降谕旨，令各省收买铜器，设局鼓铸已经三载，何以各该督抚并未奏请鼓铸，尔部即速行查。
究与搭放兵饷价值不符，是以未敢冒昧开炉，理合逐一备细具奏，伏乞皇上敕部，议覆施行。再臣思京城所收生熟铜器，现令宝源宝泉二局鼓铸作何配搭，匠役各费需用若干，合计每千钱共银若干，即可为各省程式，臣请一并敕部定议颁行，为此缮折谨奏。”
江西省一直在收买废铜，但所收铜器不多，并且江西省久未开铸，不知如何配搭铸钱，希望清能将户工二部钱局的配搭方式颁行，所以在雍正七年三月户部下旨：“命江西南昌府开局鼓铸，从江西巡抚张坦麟请也”，雍正七年，江西宝昌局开铸。到了雍正八年三月，又下令，“命江西省开局鼓铸，从江西巡抚谢旻请也”。
在此可以猜测在雍正七年三月后，由于原料短缺的问题，迟迟没有开炉铸钱，在雍正六年十二月的奏折中提到：“江省岁需兵饷二十五万九千余两，以一成搭放，该钱二万五千九百串，应需净铜二十二万六千七百斤，今前后所收现铜止八万五千六百余斤”，江西省这几年内收到的铜料根本不够一年的铸钱量，所以直到雍正八年清又命江西省开局铸钱，由于没有搜寻到相关的资料，这里只做一点合理的猜测。
雍正十一年，宝昌局停铸。据载：“又题准江西收买铜器皆已用完，暂停鼓铸”。由于铸钱原料的不足，收买的铜器皆已用完，宝昌局自此停铸，再无铸钱。雍正一朝，铜钱原料大致以废铜为主，废铜用完即停铸钱。宝昌局雍正八年开铸，十一年停铸，铸钱三年左右。
乾隆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长，社会对铜钱的需求越来越大。乾隆皇帝即位初期，铜钱产量较少，而清朝只开户工二部钱局鼓铸铜钱，并且铜钱所用范围日渐扩大，导致钱贵现象十分严重，一位上京的大臣写下了各地钱价腾贵的现象：“臣自广东由江西、江南、山东各省赴京，随地咨访，臣以为泉流日远，用钱日广，从前用银之地，皆改为用钱之区，是以现在之钱不敷民生之用，此钱文之所以见少，钱价之多以日贵也。”
这位大臣认为现今铜钱使用日广，所以导致钱价上升，需迅速鼓铸铜钱，降低钱价。随后，清下令各地方钱局开铸。并且在乾隆时期随着滇铜的大量开采以及黔铅的开发，给铸钱业带来了充足的原料，各地的钱局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铸钱量顶峰，而宝昌局在乾隆七年准备铸钱，到乾隆六十年全面停铸，在这一时期，由于原材料的充足，宝昌局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铸钱量达到顶峰，虽然在全国各省铸钱量上看，宝昌局铸钱量排名靠后，但纵观宝昌局铸钱历史，乾隆一朝是其顶峰时期。
宝昌局在乾隆七年开始筹备铸钱工作，并在乾隆七年七月上奏开江西鼓铸，据载：“据陈宏谋奏，江西久未开铸，民间俱用小广钱，又搀搭剪边、鹅眼、砂板、等钱，奸徒贪利私铸，到处囤贩，惟有亟开鼓铸，制钱日充，私钱可以禁止，从之。”
江西巡抚陈弘谋认为江西省私钱流通甚多，钱价过高，应速开鼓铸，以平钱价，而江西省钱价居高，确有记载，在乾隆九年：“今自新钱每两易钱八百四十文之外”，江西省一两换钱八百四十文左右，而规定钱价为一两换钱一千文，钱价较贵，为江西省降低钱价，在原料备足之后，乾隆八年宝昌局正式鼓铸。
清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宝昌局鼓铸的题本与朱批奏折，这些档案是研究宝昌局的一手资料，比一般史料更具有真实性。有一些史料需要笔者进行判断与互证，比如乾隆八年增炉四座事，在鼓铸档案中记录了在乾隆八年宝昌局就已经增炉铸钱，但当地巡抚在下一年才上奏此事，所以增炉事在乾隆八年就已发生，但史料在乾隆九年才记录此事，有一定时差。还有对于增炉减炉的错误记载，在《清实录》中记载，在乾隆十五年减炉四座：“江西巡抚阿思哈奏，先因钱价昂贵，经前抚臣陈宏谋，奏请开炉鼓铸，设炉四座，嗣复奏请添炉四座。
现在钱价渐平，局贮滇铜止可配至来年夏月，请仍照原议，设炉四座，报闻。”但此事在档案以及其他史料中记载是原设炉六座，增炉四座，共成十座，现钱价渐平，仍设炉六座，《清实录》中记载是错误的，需要与档案对比，才能还原事情的真实性。所以，档案对于研究乾隆时期宝昌局铸钱有很大的帮助，笔者以鼓铸题本为基础，推算出乾隆时期宝昌局铸钱量数据是十分准确和权威的，关于鼓铸的有关记录在乾隆八年开始，中间有缺失部分，但可以估算出其鼓铸情况。
乾隆八年，宝昌局正式大规模铸钱，但在乾隆二年，为了降低钱价，江西省进行过一次铸钱，由于没有充足的原材料，只鼓铸一次后，宝昌局处于停铸状态，而这次鼓铸只是利用了铸局内的已存的铜锡以及收购的私钱进行鼓铸，在《清史录》中记载：“又议奏江西巡抚岳濬覆题，先经升任巡抚俞兆岳疏请将江省贮局铜斤，照江浙等省之例，开炉铸钱，搭放兵饷，以裕民用。
经九卿议，设炉铸钱，必得铜斤充裕，铸出钱足敷通省流行，方免钱价昂贵之患，今折内并未声明，难以悬议，应令该抚查明具题。今查局贮生熟铜连收私铸翦边钱，共计二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斤有奇，足资铸用，每钱重一钱二分，共可出钱三万二千一百六十串有奇，以之搭放兵饷，自能渐次流通，不致昂贵，应准开铸，并请颁发样钱。从之。”这次铸钱大概铸出钱三万串左右，铸钱量较小。
乾隆七年江西巡抚奏请铸钱，但由于铸钱原材料不足，只能奏请清截留京运滇铜以济铸钱，据江西巡抚记载：“即于本年二月内咨商云南督抚酌买滇铜，因道里辽远，尚未覆到，臣思将来覆到，有铜可买，就近节流正耗铜五十五万五千斤，先济江省鼓铸急需做正开销，嗣后仍按年赴滇采买，可以源源接济，如或京局之铜未有宽余，必须照额补运，请行云南照数采办，随后补解，以敷京局之用，”宝昌局截留京局滇铜五十五万斤，宝昌局才得以开炉铸钱，户部也同意此事，但也下令各省不得效仿截留滇铜。备足材料之后，宝昌局于乾隆八年正式铸钱，其铸钱题本在此时开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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